Part.1
上个周末，伊万兴高采烈地告诉我，他从大学图书馆里借到了巴赫妻子*手抄曲谱的复印版，而且还借到了两本。这件事情让伊万一整天都保持在兴奋、愉悦的状态，时时刻刻都不忘那两本曲谱，而且必须加上几句对巴赫天才的感叹。
对惊世天才的钦羡是我们这些平凡的普通人所共有的情绪，我这一生并没有什么特别出色的、值得夸耀的事迹与成功，因而也只是那抬头仰望的一员。
借到乐谱后，伊万出门的次数大大减少了，他更多的留在家中，和我一起在书房里写写画画，但他的手边一直放着那把用了许多年的小提琴，偶尔也会拿起来练练手。我们两个共用了书房里那张大桌子，平日里都堆满了我从二手店铺里买回来的旧书和笔记本，现在清出了一半的空位给伊万使用，我还把他的茶杯也拿到里面来了。
自从我们各自退休以后，伊万和我就时常待在一起，但很少会在书房里这样相处，那场面有点像在图书馆里的两个陌生人。我们不会贸贸然去打扰对方，像是已经习惯了对方的存在，专注于自己当前的事务中。
我还在写那本似乎永远也写不完的回忆录，绞尽脑汁地回想着自己过去的生活，并且想要把这杂乱的线头似的记忆整理成条理清晰的文字。我写字的速度比我思考的速度还要慢一些，但我也不再年轻了，所以也不能对自己的体能抱怨什么。新的章节需要一个合理、稳妥的开头，我拿着笔现了很久，还是把话题回到了那些不怎么有趣的爱好中——也许读者会觉得这一章尤其无聊，但我的读者只有伊万一个人罢了。
有时我站起来，要去沙发上坐一下，伊万也跟着一起走了出去。我们默契地在厨房里烧开热水，一同把茶杯里凉了的茶水换成冒着热气的新茶，以此达到提神的效果。
“你写到哪里了，耀？我可有好几天没读到新的章节了。是又不知道写什么了吗？”伊万一边说着，一边从橱柜里翻出我们之前买的茶叶，熟练地把茶壶里的茶叶换成新的，又把热水倒进茶壶里。
“我在想……也许我应该换个角度？比如说写写我的兴趣爱好什么的，收集旧书、手抄本、笔记本之类的……但好像也写不了多少实质性的内容。感觉这些都不重要。”我犹豫了一下，和伊万这么说道。
“这样啊……”伊万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他刚刚把茶壶盖盖上，正等着茶水稍稍变温一些。随后他给我出主意道：“不如这样吧，你写写你的朋友们，还有你的工作，这也是生活部分的内容。这听起来还挺不错的。”
我的工作？一个小小的海关职员有什么好说的？无非是日复一日的枯燥程序，审阅、批复、转达，这样的例子我可以说很多很多，但我能想到的居然是每天加班过后的疲劳辛苦，还有周围人永无休止的抱怨。但这是一份好工作，那代表着丰厚且稳定的收入，而如果你足够努力和勤奋，你还有向上爬的机会，很快你就能脱离你出生的阶层，获得新的社会地位。这些都是我青年时代形成的认识，我没有在那里工作太久，只过了六七年，我就离开了弗顿海关，甚至在不久以后就和自己的故乡切断联系了。提起这些总是叫人郁闷难受。
“好吧，我试试。”我这么说着，看了看那个蓝黑色的茶壶，“但我写出来的东西都很糟糕，你也不总是能看懂。”
“噢，这没关系，我可以问你啊。你只管写出来就好了。”伊万对这件事情倒是不太在意，他阅读那些文字时，藏不住自己内心的疑惑，喜欢在第一时间问我。我们都喜欢这样的模式，经常说如果再配上热茶与点那就是完美了。
“话说起来，伊万，你的曲谱读得怎么样了？我没听见你拉琴呢。”我在另一边的橱柜里找着我们不久之前买回家的曲奇饼干，那是伊万喜欢的口味，不过对我来说可能太甜了，所以基本只是伊万再吃。
除了曲奇饼，我还意外发现了一盒太妃糖，于是也拿了几块出来放到碟子上。
“用小提琴模拟出一个乐团的效果太棒了，”伊万为难地笑了笑，“……我怕吵到你。你看起来都在想着回忆录的事情，太吵了会影响你。”
他的贴心叫我也跟着一块笑了起来。我说：“一点关系也没有，我喜欢你的琴声，那很好听。你不用故意地不去拉琴，我们以前那样子就好了。”
“问题是，我拉不准啊。我听不清那些声音，不知道自己拉得怎么样。我没法把握节奏……那些声音，越来越模糊了。”伊万无奈露出苦笑，不断地摇头。
这话让我愣了一下，不清楚该怎么接话。这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在回避的问题，原本已经成为过去，但我没想到伊万仍然耿耿于怀。我以为他给我演奏新的乐曲的时候就完全放下了，可他现在又开始在乎起来，并且为这件事情感到自卑。
是啊，伊万听不清那些声音，他脑海里的声响断断续续的，演奏出来的效果也不尽人意。听觉的受损是一个困扰了他许多年的问题，我们努力地寻找这方面的权威、接受治疗、长期服用药物，但情况持续恶化，难以抑制，终于将伊万的听觉削弱到了今天的程度。
他没听清音乐剧里演员们的唱词，也不能说出他人演奏时明显的错音，甚至日常对话都依赖于助听器。
这其实不重要，他还是我记忆里那位优秀的小提琴手，我知道他的琴声是如何的动人，我也知道他为我写作的那首曲子旋律是如何美妙。可他不相信自己的能力，因为分不清乐曲的好与坏，只能不断地怀疑自己是否又犯下了新的错误。
听觉的削弱令他过去引以为傲的乐感变得大不如前，岁月折断了他的琴弓，而琴弦也被利刃斩断。现在的我当然能指出他的演奏中存在着什么样的缺陷，可那一点也不重要，我只是喜欢他的琴音，无论何时，我都为此沉醉。
“伊万，”我喊着他的名字，尽力去安慰他，“你没必要这样自我怀疑，你没有失误，真的，那真的棒极了。我总想着你能再拉上一遍。”
伊万看着我，错愕地睁着眼睛，不知作何反应。他还带着助听器，那能让他和我正常地交流，如果离开了助听器，伊万说话的音节也会变得连续、不准确，或许这样下去很快我就不能明白伊万到底在对我说什么了。
“当然，耀……只要你愿意当我的观众。”他失落地低声说道。我却松了一口气。要让伊万完全走出这个阴影还需要一段时间，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，相当令人难以接受。失去听觉对乐手们来说无疑是失去了长期追求的梦想，一切都在瞬间破灭，他们的余生都必须依赖助听器的辅助。
敏锐转为迟钝，乐手终究老去。
但苍老是人生中必须经历的一部分，在这个时期，大量的回忆涌现心头，我们会想起很多很多事情，欢笑与泪水都显得如此珍贵。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，要么去接受，要么陷入哀悼，但我们这一生要哀悼的事物多得数不过来，眼前的矛盾也显得微不足道了。
伊万还是失魂落魄的，我拍拍他的肩膀，用笑容告诉他我依然热爱着他的琴声，我也一直会是他忠诚的观众。
他掀开茶壶，看着茶水颜色的变化。新的茶泡好了，伊万先是给我倒了半杯，然后又给自己倒了半杯，一起拿到书房里去。我跟在他的身后，手上捧着转着太妃糖和曲奇饼干的碟子，也一起回到书房去了。
放下茶杯时，伊万瞥见了我的文稿，视线在纸张上停顿了几秒。我走过去，问，“你想读一读么，伊万？”
“我得等你写完才读，完整点更好，不是吗？”
Part.2
在战时后备学校上学时，我有一群非常要好的朋友，他们大多与我经历相似，被人从前线送来，父母早早地为这个国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那时我们能讨论的就是战场上的来信，来无定时的信件成了我们值得炫耀的资本，我们骄傲地谈论着自己的父母，吹嘘高夸他们的成就，背地里却为自己不能将他们一面而伤心难过。人前人后有着不同的模样，几乎每个人都是这副模样，但谁也不会说出这公开的秘密。似乎那就是我们的底线所在，父母成了一个不可侵犯的代名词，也成了我们所有的希望。
但那些过分丰富的情感总需要找地方倾诉发泄的，而朋友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——正面的、被教师们鼓励的选择。好吧，我们说，我们得找个朋友，于是大家都怯生生地，睁大眼睛，在陌生嘈杂的新环境里竭力保护着自己，同时热切地期盼着能有人注意到自己。
我记下了很多人的名字，连带把他们父母的功绩都记了下来，甚至默默地与自己的父母加以比较。回想起来，那是一种很不成熟的做法，带着一点可怜相，可笑到叫人难以评论。在我把我很多很多人的名字都记清楚后，我终于中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.时至今日，我依然记得他的名字，以及他的语言中的正确的读音。
“埃杰伊·霍登。”我总是忍不住想起埃杰伊念他的名字时的颤音，在旁人听起来可能怪异无比，但埃杰伊坚持这才是正确的读法，不需要任何人纠正。刚开始还有人会嘲笑埃杰伊的发音，他说话带着一股怪怪的强调，据说那是和他父亲学来的口音，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埃杰伊的父亲是当时名声显赫的空军上将约书亚·梅斯·霍登。他们父子两的名字略有不同，因而也令人难以相信埃杰伊就是霍登上将的孩子。
牺牲者们的孩子们地位差别不大，尤其是在战时后备学校里，军事化的训练很快让我们打成一团。在后方和平、宁静的生活中，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学习课本里的知识，周末去参加军事训练营，然后分分秒秒为前线的战士们祈祷。这些祈祷或许会起到一定的作用，但最后真正能活着回来的人，却少之又少。
至少当我们要毕业时，很多人的父母亲、叔叔阿姨们，都变成了阵亡通知书和一块块漂亮、闪耀的勋章，档案里的照片成了我们剩下的最珍贵的纪念品。许多人连墓碑都没有，他们的姓名被记录在案，停战协议签署后，这一长串的姓名与生卒年被一同铭刻在巨大的纪念碑上。
我亲眼见过那块纪念碑，通体是肃穆的深灰色，仰头望去，是密密麻麻的文字，后面接着许多数字。有些人比较幸运，还能找到具体的日期，而有些人只有一个大概的月份，还有些人，其实并没有人亲眼看到他们死亡，但失踪已经预示了生命的终结。
第一次看到那块纪念碑还是官方组织的活动，上头来了命令，要求在学生毕业之前，将一部分的阵亡者子女带到首都，去见他们亲人的最后一面。仅仅是那一次，我就留下了极深的印象，许多逝去的人和事出现在我眼前，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起父亲的声音了，我只看到他在对我笑，而母亲把头发扎起来，站在他身边冲我招手。
也许很多人都和我有一样的感觉，他们难以抑制地流下泪水。激动到全身颤抖，泪眼模糊地望着这座代表了数十万逝者的墓碑。这上面找不到一点他们亲人存在过的痕迹，但那是他们仅有的寄托。埃杰伊站在我身旁，双手捂着嘴，竭力不让自己的哭声从指缝间溢出。但我还是听见了他的哭声，如同无数深夜里房间中低低的哭声，你很难分辨出到底是谁躲在角落里思念着温暖的灯光与亲人的怀抱，因为所有人都是相似的，但有些人没有那么坚强，而有些人只是太想家了。
我又能怎么安慰埃杰伊呢？他用有的人生与我有过交汇，我们曾经是对方最好的朋友，分享着在学校里的生活点点滴滴，努力让对方的世界里多一些欢笑、少一些苦痛。无疑，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，那段时间里，大多数人都忘记了沉重的死亡。
直到我们面临分离，在阵亡者纪念碑前无声地牵着朋友们的手。这是我们生命中又一次意义重大的离别，那意味着大家都要离开学校了，此后见面的次数寥寥可数，只能依凭运气与偶然。人中有要长大的一天，而我们这一代人是被迫长大的。因为我们很早与亲人们告别，去往遥远的目的地，在层层壁垒的保护下成长起来。
后来战争突然宣告中止，众人各奔前途。
埃杰伊拿到了去首都的许可证，仰赖着霍登上将的声明，他轻而易举地为自己找到了一份优渥而轻松的工作，很快就在繁华富裕的大城市里扎下根来。我不时会收到埃杰伊从首都给我寄来的信，上面叙述着他种种新奇的遭遇，用一种孩子般的语气形容着内心的感受。信件里还有他在重建后的国会前的照片，埃杰伊满脸笑容地站在镜头前，比以前自信不少，还特地往旁边站了一些，为了让我看到国会前的塑像。
但弗顿却没有什么好说的，不过作为回应，我把我站在中央剧院前的照片寄给了埃杰伊，另外写了一封信，告诉他弗顿的天气太湿润了，冬天又出奇的冷。虽然我有很多抱怨，但我还是说，这里很不错，有很多我喜欢的东西，我在这里过得很好。
埃杰伊想必会对我的话加以抱怨，他总想叫我搬去首都，并且保证能帮我弄到一份通行证，还能利用他的印象里给我找新的工作。这实在没什么难度，战时后备学校的文凭无法造假，而我们父辈的功勋足以成为敲门砖。可当我在弗顿过久了，过去难以忍受的苛刻条件也都被抛诸脑后了。
我们两到三年可以见上一次，频率不算太高。后来设立了纪念日，牺牲者子女获得了一份官方许可，他们可以再纪念日假期前后自由地出入首都，去凭吊先辈。得知这个决定时，我没有来地愣住了。上一次站在纪念碑前的画面还历历在目，我还能听见那些徘徊在身旁的啜泣声，而冰冷的眼泪在脸上滑落的感觉却成了一阵阵的刺痛。
我没有那个勇气再看一眼，正如我没有勇气把父母的合照摆在书桌前一样。的确，他们面上的笑容因为岁月久远蒙上了一层浅浅的光辉，但一看到那黑白照片上的人像，我就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在前线的日子，还有母亲领来阵亡通知书的那个下午。终其一生这都是我无法忘记的疤痕，而要我再度站在那纪念碑前，无疑是自揭疮疤，展露出依然血肉淋漓的伤口。
可我又必须要准备动身去首都了，埃杰伊来信催促我，他盼望我能去看看他，和他亲口说说在弗顿的生活。我提笔回复他时想了很多体面、客气的拒绝的理由，我可以说工作太过忙碌，也可以说弗顿的坏天气让我生了重病，还可以借口说假期有了另外的安排，已经无法取消。这些都是不错的话，但我实在不能这么生硬地进行推脱。埃杰伊是我的好朋友，他是真的关心着我的。
婉拒的信件还未来得及寄出去，新的通知就送来了。与其说是通知，不如说是一份邀请函，内容与埃杰伊信上写的大同小异。我粗略地看了看，无可奈何地叹起气来，把那一份废了两个晚上写好的信放回书桌上，转头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复。
新通知要说的东西很少，总结起来，就是所有阵亡者的子女，都要参加者一次大型纪念庆典，以庆祝停战协议签署二十周年。这是一个特殊的数字，也相当敏感，这提醒着我们，那些人逝去二十多年了。烦人的声音在耳边嗡嗡作响，混杂着鼓舞人心的锣鼓与号角声，随之而来的是震天作响的爆炸声。
充满写好的回信寄了出去，我没有在信件里说到自己对纪念碑的无端畏惧感，只是请埃杰伊为我找一个落脚之处，还激动地约定好要在首都的大饭馆里一起吃一顿晚饭。
但其实预定好的规划不一定能得到很好地执行，这顿晚饭极有可能会被火车的延误而推迟甚至取消，但我说了乐观的情况，也宽慰自己，这没什么，很快就能回弗顿了。这算是一个任命的想法了。在那以后我忙了半天，从衣柜里找到合适首都气候的棉衣，一股脑儿地塞到旅行箱里，拨通了铁路局官方公布的购票电话。
一番权衡后，我选了一趟早上出发的班车，第二天日落前就能抵达首都，和我在信上写的日程规划也差不多。但保险起见，我又给埃杰伊发了一份电报。
从弗顿到首都，最快捷的交通方式就是火车。可不管怎样，这趟旅途还是花费了我一个星期的时间，而实际假期只有四天。为此我又向上司写了一份申请书，详细阐述了原因，很快就由小组长递交到了专门的部门里。等到审批许可真真下来时，第二天就是列车出发的日子了，一切又变得紧凑而无序，我却要很快见到埃杰伊了。我如此想着，在清晨拖着旅行箱向火车站出发，同时心怀遗憾地想着那几张因为不去观看而作废的演奏会门票，仍然为这个问题感到可惜。
*巴赫的妻子安娜在音乐上也颇有造诣，经常协助巴赫完成乐曲创作，而她也是巴赫最满意的抄谱人，她经常为巴赫抄写乐谱。